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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劳改队见到的潘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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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人生的碰撞总是偶然又惊心动魄。《历史风涛中的文人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选自新文学史料丛书,是二十世纪若干文人在政治风涛中辗转颠簸之境况的真实记录,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中,包括了胡风反革命案、丁玲反党集团等文坛大事件。

1975年5月29日,湖南省茶陵县江茶场来了一对名声很大的犯人——潘汉年夫妇。将潘汉年夫妇从北京秦城监狱移到湖南省的劳改单位,是中央专案三办的意见。5月27日,由公安部十五局所属的专案组和秦城监狱共同派人,“解押”潘汉年从北京乘坐1次列车,于29日清晨到达长沙,稍作停留,便与3天前先期赶到的潘妻董慧一起,乘汽车赶往江茶场。潘汉年夫妇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时光——一年零九个月。

相信人民

真挚悼念毛主席

潘汉年同志被囚禁的最后几年里,我有幸能见到他。那时我已经是湖南省第三劳动改造管教队的老犯人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噩耗传开,举国悲哀,各地自发地举行了各种方式的吊唁活动。茶场场部在礼堂布置了灵堂,组织干部职工向毛主席像鞠躬、默哀。

大约在1974年底或1975年初,管绘图室的劳改队干部忽然交下一项任务,要在关押反革命犯的二队和关押女犯的一队的监房旁边各盖一栋小平房,叫绘图室赶快画施工图、编造预算。这两栋小房是干什么用的?盖起来以后让谁来住?干部照例不说,犯人和就业人员也照例不问。

那几天,场部的主要领导忙得不可开交,没有注意到潘汉年夫妇。9月10日下午不到两点,才从家里出来的甘副场长,被站在小平房门口的潘汉年叫住了。显然,潘在这里等候了一阵时间。他以试探的语气问道:“甘场长,我们想去礼堂参加吊唁毛主席的活动。”

我在被捕之前,从大字报上看到,胡风被判刑后关在四川,是单独监禁的,知道咱们国家里有这么一种囚禁犯人的方式。文化大革命打倒了这么多人,许多人被永远开除,被宣布为反革命,关人的地方当然需要很多啰。但是,究竟是谁会被关到这个井冈山脚下的地方来呢?——当时我万万没想到关来的会是潘汉年和他的爱人董慧。

甘副场长思忖开了,这样的要求不好加以拒绝,便点头应允。

大约在1975年夏天(也就是上述小平房改好后不久),有个泥木队的犯人告诉我一个新闻:小平房里住进了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婆,看样子是犯了错误的大干部,他们有不少的书,有钱买鱼和蛋吃,抽的又是好香烟。还有两个去给小平房修阴沟的犯人,还从老头儿手里弄到了一包牡丹牌。这一好运马上成为新闻,传遍了机械厂的监房,但随即也就产生了后果:非奉命令,不准接近本队以外的犯人,尤其是特殊犯人。这证实了我的判断:来者是被当作犯人的特殊人物。但是我仍然没有想到,他就是二十年代的诗人和战士、党在香港和上海的地下工作的负责人、在陈毅市长之下实际主持上海全面工作的老干部潘汉年同志。

随后,潘汉年推着轮椅上的董慧来到场部礼堂。他俩都换上了洁净的素服,胸前扎着纸做的白花。在催人悲痛的哀乐声中,潘汉年扶着步履蹒跚的董慧,来到毛主席遗像跟前,先是三鞠躬,然后低头默哀。两人的眼眶里泪水晶莹。潘汉年的喉头有些哽咽,声音也有些沙哑:“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就在新闻发生后不久,1975年八九月间的某一天,我们收工整队回监房,经过场部商店门口时,走在我旁边的一个犯人轻轻对我说:快看!快看!站在商店门口的老头就是那个特殊犯人。我一眼望去,是一个身材矮小、面容清癯、头发白多于青而且非常稀朗、穿着一件旧灰色派力司干部服的老头,手里提着一只小竹篮子。再一看他的面貌,似乎像一个什么人,可是又全然不能记起。一面看,一面走(犯人在行进中是不许出列的),很快就走过商店了。我忙问那个犯人:他是谁啊?特殊犯人嘛!真特殊!旁边走着的犯人也议论开了:准许他到商店买东西哩!我还看见过他到邮局取报纸。听说还拿几十块钱一个月的生活费。……

在场的干部和职工完全被两位老人对毛主席的真挚感情感动了。

那时正在批林批孔。有个造反派工人当了我们的队长。这是个性子直爽的北方人,凭良心说对我并不坏,只是常常说话走火,原则性不强,粉碎四人帮后听说受了一顿批,后来自己请求调离劳改单位了。他常找犯人谈话,进行形势、政策、前途教育,最高指示是少不得要背诵的:

到了天安门广场召开追悼毛泽东主席大会,场部组织大家收看中央电视台的现场转播,宣传处的同志正在调试全场唯一的9吋黑白电视机,潘汉年进来了,对场部政治处主任说:“这台电视机太小,把我那台拿出来给大家看。”潘汉年有一台从北京带来的苏制16吋彩色电视机,由于拆散装箱时有所损坏,拿到礼堂后,图像有些模糊,但音质好,画面也大,让更多的同志看到了隆重悲壮的大会实况。潘汉年也同大家一起,坐在较前的位置,从头看到尾。

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这样的人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

在毛泽东主席逝世后的一段日子里,潘汉年更加沉默寡言,常常独坐一处凝神沉思。

造反队长越说越兴奋,忽然想起也许应该联系实际了,伸出一个手指头,对着我点一点:钟叔河!你当然也不杀啊!他意味深长地说,‘不是没有可杀之罪’啊!现在呢?不杀,一个不杀。这就是政策。英明的、正确的、伟大的政策,是不是?你说!

以心换心获真情

停了一下。造反队长见我没有回答,又继续说下去:一个不杀。这是事实。潘汉年也没有杀,你们不是都看见了他不是?……

潘汉年夫妇移狱江茶场,生活上获得了秦城监狱不可相比的照顾,但政治上仍旧受到严格的管制。潘汉年没有公民权,不可自由通信,未经湖南省公安厅批准,不能离开茶场去任何一个地方。董慧虽有公民权,有通信的自由,可是每发出一封信,都要受到省劳改局审定,在江茶场也有内定的干部对她进行监视教育。尽管这样,场部的干部、职工对两个近于老态龙钟、行动上有些颤颤巍巍的老人,给予了一种越来越浓烈的同情和敬重。

听到这里,我心中一动,不禁啊了一声。

潘汉年到场部商店买东西,总是站在柜台边的人群后面,让其他人买完后,才上前去,买完东西含笑点头致谢。他到圩场上向农村妇女买鸡买蛋等,总不要人零钱,人家追上前,他恳切地说:“不用找了。”场区常有江苏的逃荒农民,闯进来讨钱讨物。潘汉年出手大方,有一次把一张十元钞票递给对方,对方见了竟不敢接,他微笑地说:“给你的,拿去吧。”潘汉年看到场部食堂炊事员万亿林生活困难,几次把成色尚新的衣服送给他。潘汉年觉得自己太闲,又干不了别的劳动,便到场部机械厂木工车间捡木渣刨花送给食堂当柴烧。他和董慧每月有生活费100元,这标准在当时是一般干部的两倍,而他们除了必要的花用,每个月都要积余七八十元。他主动提出由场政治部代为保管。

是吗,你也不能不感动嘛!造反队长为他的教育引起了我的反应而高兴了,该杀的我们都不杀,养起来。潘汉年就养在我们洣江茶场。中央交的任务。这是不能让你们知道、议论的事情。你表现还不错,图纸画得很好嘛。告诉你,让你相信党的政策。潘汉年还不杀,你就更不得杀了,是吗?嗯?

死后只能用化名立碑

我漠然地点了点头,心里却在想:潘汉年,潘汉年!我知道了!难怪在商店门前一眼望去似曾相识。你‘创造社’的青年作家,你久绾机要身系安危的革命秘密工作者,竟也到这个劳改农场来了吗?唉,‘夜正长,路也正长’啊!

“四人帮”倒台,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也给潘汉年夫妇带来了欣喜的曙光。那几天,潘汉年的精神格外振奋,董慧也高兴得丢了拐杖走路。场部领导来看望他们,潘汉年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江青这个人,我很了解……”董慧也乘兴说:“老潘这个人,政治上比较敏感,他早就预料‘四人帮’为非作歹,必定自取灭亡,果然得到应验。”

虽然造反队长嘱咐我不要说,我还是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另外几个知道潘汉年这个名字的犯人。渐渐地,所有的犯人都知道了,住在小平房里的是保险不杀的原上海市第一副市长(许多人是通过别的途径知道的)。

然而这时候的中国依然笼罩在“两个凡是”的雾障之中。在怀着强烈的企盼等待了三四个月不见动静后,潘汉年病倒了。由于南方气候潮湿,他患了类风湿病,双脚浮肿,伴随而来的是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等疾病,使他生活上不能自理,被送到了场部医院。

1975年和1976年冬季以前,潘汉年同志的身体还比较好。他曾经多次到机械厂的木工间来买引火柴。自己到值班室交钱,到木工间捡柴,过了秤,放在篮子里自己提回去。好几回,我在值班室前和木工间(我到那里去帮助做翻砂木模的犯人识图)遇到他。他那清癯的脸上总是那样安详、恬静,有时候在我看来还略带矜持、严肃。

以茶场医院的医疗条件,当然无法使潘汉年好转。3月24日,他由救护车送往长沙。

有一次,木工间没有小木块了,只剩下一些大块头。潘汉年同志将大块头往篮子里装时,篮子倾倒了。恰巧我在一旁看到,赶紧走近去帮助他扶住篮子。他对我说道:谢谢!声音很小,但是清晰、凝重,完全不像在劳改队里听惯了的声音。

医院经过对潘汉年的全面检查,发现这位沉疴在身的孱弱老人,不仅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患有多囊肝,并有消化道出血、肺部严重感染等严重病症,而且贫血,高烧不退,吃不进食物。医院对症下药,20多天连续进行输液,终不能遏制病情的恶化。至4月初,潘汉年的病情更严重了,进食即吐,全身浮肿,睁不开眼。医院除使用冻干血浆进行输血外,还动用了特效药,仍不起作用。最后只得通知省公安厅:病人情况危急,速让家属来见。因为他常在半昏迷状态下,口里喊着:“婆婆在哪里?我要见她!我要见她!”

潘老!当两个人同时弯着腰侍弄篮子时,我轻轻地喊了他一声。

潘汉年被送到长沙治疗,作为妻子的董慧,连看望、陪同的权利也没有。自3月24日救护车将丈夫载走后,董慧常常喃喃自语,泪水长流。直到4月13日晚上,才得到通知:让她明天去长沙。4月14日下午,董慧赶到长沙,到了医院一进病房,就与躺在病床上的潘汉年抱头痛哭,连医护人员亦为之落泪。夫妇俩哭了一阵,还是潘汉年提醒妻子不要再哭。董慧哽咽着对丈夫说:“你安心休息,要有信心,病会好的。”

潘汉年同志没有回答。他只把脸孔正对着我,注视了片刻。脸上的表情仍然安详、恬静,但是也含有几分疑惑,因为我是个陌生人,又是湖南口音。

潘汉年抬手揩去眼角的老泪,对妻子回道:“我听你的,你也去休息一下。”就在董慧离开后两个多小时,当晚7时15分,潘汉年停止了呼吸,一代旷世英才含着满腹的冤屈别离了人世。这一年,潘汉年享年71岁。

我也是干部。读过你的作品。1957年的右派。攻击‘文化大革命’。判了十年。我急急忙忙地、低声地向他吐出这一串不连贯的字句。我不知道为什么,甚至事先连想都没有想到,会在有机会碰到他时,对他讲这些话。在关押五六年,被迫和同志、亲人、朋友隔绝五六年,在整天是请示汇报、交心交罪、坦白检举的气氛中,恐怕是遇到任何一个自己认为是可以信赖的人,都会这样迫不及待希望向他多少讲几句人话,甚至是一句半句也好的吧!

4月17日,潘汉年的遗体在长沙火化。有关部门将其骨灰葬于长沙市南郊金盆岭墓地西侧的半山腰。董慧要求在墓前立碑,但只能用“肖淑安”一名,她只有含泪点头同意。

他脸上的疑惑消失了,恢复了安详,用同样轻轻的声音说了一句:相信人民。

1979年春节过后,董慧的血压急剧上升,场部医院采取了最大努力的抢救措施,但终究回天乏术。2月24日,董慧脑溢血抢救无效,以60岁的终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哦!相信人民。我们当然应该相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有最后的发言权。

董慧死后不久,历史终于还他们以清白。1982年,中共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潘的骨灰从瓦坛子中取出,移入骨灰盒,与董慧的骨灰一起被送到北京,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你还年轻

这样又过了好几个月。有一次,我奉命去场内邮电所取犯人订阅的杂志,单独行动,在邮电所前又碰到了潘汉年同志。

他显然已经认识了我。他的目光除了安详、恬静而外,又增添了友善的光彩。

您好!我四顾无人,又忍不住向他说了起来:您难道会永远在这里关下去?我是想不通的,我要申诉。申诉有没有用我不管,总要把我的道理讲出来。事实上,我已经在写申诉了,一年一篇。

潘汉年同志仍然没有做声。他凝望了我一眼,似乎轻轻地摇了摇头,不知是示意我在这种环境下最好少冒风险呢,还是对我所讲的情况表示迷惘和惋惜,然后就提着篮子走过去了,只轻轻地说了一句:你还年轻。

我还年轻吗?1976年我是四十五岁,也许正是为人民服务的大好时光,可是,十年徒刑还有五年啊!

你还年轻。当晚躺在监房的黑暗中,这句轻轻的、平淡无奇的话仍然萦绕在我的耳际和心头。在我听来,它似乎蕴藏着深厚的关怀和热烈的鼓励。你还年轻。这就是说,你还应该有坚持下去的力量,你还可以看到该倒的倒下去、该起的站起来,你还可以看到历史的公正的裁判。

不错,我还年轻,我不怕,我得坚强地支持下去!……

1976年10月,黑夜终于开始破晓。关于潘汉年同志的情况,我又陆续地听到了许多。

潘汉年同志是1975年7月从北京某个关押特殊犯人的单位送到洣江茶场的。董慧同志比他早两月到来。他们原来并没有关在一块。听说,这对老夫妻在见面的时候,都流了泪。

他们夫妇俩同住在由浴室改成的小平房里,被允许在茶场范围内自由活动。在初来的头一年里,潘汉年同志总是每天五点多钟起床打太极拳,接着就打扫屋子周围的卫生。到六队买柴火,到邮电所取报纸,都是这一年里的事情。可是,贾谊所谓住在这里寿不得长的湖南这块卑湿之地,对老人的健康太不适宜了。尽管他恬静、安详,尽管他天天打太极拳,尽管他已经等到了四人帮的完蛋,到1976年冬天,潘汉年同志就开始生病,出来行动的时候也少了。

大约是1976年底、1977年初的一个大晴天,我被叫到场部去搞宣传,有意从潘汉年同志居住的平房前经过,看见潘汉年同志穿着棉衣,戴着冬帽,坐在屋外晒太阳。他的面孔向着一大片菜园,替场部干部们种菜的犯人正在菜园里劳动。我只看到他的背部。

这就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

1977年2月,听说潘汉年同志病重,在场部医院治疗。场部医院的医疗水平,大概等于长沙市的街道卫生院吧。三月间,又听说上级叫把潘汉年同志送到长沙去抢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虑,反正人是用汽车送走了。送走的消息我是事后才知道的,接着就听到了他的死讯。据说,他的病是肝癌。送到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去时,用的名字是化名。

潘汉年同志死后,董慧同志也因高血压住进了场部医院。我是在原判刑期还差一年的1979年3月16日离开第三劳动改造管教队的。董慧同志在我离开之前十来天死于茶场医院,病名是高血压。据说在死前,她向党提出了恢复党籍的要求,当时当然没有结果。不过,茶场总算给她开了一个追悼会,花圈的上款写的是董慧女士。……

我一次也没有在近处见到过她,没有和她讲过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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