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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葡8455最新网站50年前上海名店大迁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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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照相馆、红都、四联、美味斋、普兰德……几十年来,这些老字号已成为北京人生活的一部分。其实,它们并非京城土生土长的,而是半世纪前响应繁荣首都服务行业的号召,从上海迁徙而来。
50年前的上海名店迁京,作为上海是全国的上海的一个生动范例,铭刻于人们的记忆里。

也许是上海开埠比较早,故而西装也流行得早一点。在童年时代,我就喜欢穿西装,因为穿着那种服装觉得大度,行动方便。那时,父母请人给我做了一套咖啡色的西装,我在左上的口袋里还插了一块手帕,腰板挺直,显得有气派,与弟弟一起在派克照相馆拍摄一张合影。大约已过一个甲子了,这张泛黄的照片还收藏在我的相册里。

1956年初春的一天,外交部收到印度驻华大使小尼赫鲁的一封来信。信中,小尼赫鲁表示了对北京制衣业的不满。原来,他在北京做了一套西服,连改21次仍不合身。而这已经不是外交部第一次接到类似的
抗议了,很多西方外交官对北京的服务业都很有意见。为了挽回影响,外交部派专人陪同小尼赫鲁到上海改制西服。这次,上海市政府特意找到有西服圣手之称的红帮裁缝余元芳为小尼赫鲁改衣。余师傅不负众望只花了两天时间,就把西服改好了。小尼赫鲁穿上后非常满意,当场要余元芳再做一套,并且为他的妻子、儿子、兄弟、岳父也都各做一套。后来,小尼赫鲁又给外交部写了—封表扬信,信中说他到过很多国家,也买过很多西服,但从来没有这么漂亮、舒适、挺括的。

以后,家里经济拮据,一家人的穿衣、着鞋大都出自母亲的勤劳之手。特别是毛衣,一家老老少少穿的都由她编织。故而,我戏称她为“毛衣厂厂长”。如今她虽已归西几年,可我身上还穿着她织的毛衣。当然,她无力制作西装。

但偌大的北京城竟做不好一套西服,这引起了中央的关注。 1956年周总理提出
繁荣首都服务行业的号召,在这样的背景下,遂有大批服装、照相、美发、洗染、餐饮业的上海名店陆续迁京之举。

上海的西装,据说雷蒙是一流的。近日看到一段文字,记述雷蒙等上海名店迁京的故事:50年前,印度总理小尼赫鲁在北京做了一套西装,但感觉不满意,改了多次还觉得不合身。于是,外交部官员陪他到上海,找奉帮裁缝给予修改。我出生在上海,祖籍余姚,母亲是镇海人,早就听说“奉帮裁缝”是制西装的高手。小尼赫鲁对经他们手改过的西装觉得挺括、舒适、漂亮,十分满意。为此周恩来总理指示上海的“雷蒙”“波纬”“鸿翔”“造寸”“中国”“国泰”“普兰德”“紫罗兰”等服装、理发、照相、洗染、餐饮等行业几十家服务业商店迁来北京。后来,几家出名的服装店合并成一家,专门为主要领导和出国的公务人员制作服装。在浩劫的年代,因其地处东交民巷,有人想改为“反帝服装店”,但那里还有外国朋友来定做衣服,这样的名称自然不合适。于是便改称“红都服装店”。

接到总理指示后,北京市政府马上责成北京市第二商业局与上海市第一商业局接洽,研究把上海知名服装店迁往北京事宜。经过考察,北京方面确定了包括鸿霞、造寸、万国、波纬、雷蒙、蓝天等在内的21家服装店,支援北京。

改革开放初期,人们习惯穿的蓝色、灰色中山装、两用衫大有改观。什么喇叭裤、超短裙极其时尚,西装也开始流行。某些“左派”先生对此极为不满,发起“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剪喇叭裤、禁止穿超短裙,束披肩发,但西装禁不住。当时,我们单位还给每个职工定做一套西装。

这些店都是上海一流的服装店,且无一例外开在上海的核心商业区。北京方面开出的条件相当优厚,不但负担上海来京人员的路费、提供来京后的住宿,而且保证来京人员原有工资不变,并承诺在一年之内把他们的家属全部调入北京。

这时也勾起我对西装的兴趣,打算自己花钱再做一套。碰巧的是,我去中国科协采访,他们在友谊宾馆的科学会堂里开设了一处服务部,销售生活用品。熟人带我们去看看。我发现有一块蓝灰色的毛料特别吸引眼球,打听价格也不算高不可攀,于是购买了一套西装的料子。那么请谁做呢?这时候一位做国际报道的同事向我介绍,说是三里屯一带有个裁缝制作的西服很不错。于是我找去了。那是一家私人的店铺,在一处老式楼里,地板还是木质的。店主是一位瘦长的老人,大约有一米七高,戴一副老花镜,一口宁波话。交谈中知道,他是从“红都服装店”退休的。原来也是奉帮裁缝,一句话,就请他做吧。他的做工确实精到,只穿一次试样装就觉得满意了。

大家纷纷报名支援北京。很快,第一批上海店铺迁京工作开始了。令人惊讶的是,仅仅一周,区政府工作人员就帮各家店铺打点好了行装。第一批一百多人浩浩荡荡坐着火车离开了上海。之后不到—个月,第二批上海服装业人员也来到北京。上海服装业一共迁来21家服装店,共208人。

可惜的是,1985年我随科技人员代表团去日本访问,西装还没有做成。我只得穿社服前往,也不见逊色。

服装业迁京后,理发、照相、洗染、餐饮等服务业的迁京工作也陆续展开。当时北京分管理发、照相、洗染等行业的是北京市社会福利局。从现有的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1956年5月,福利局副局长王崇续专程赶赴上海,与上海有关方面商议名店迁京事宜。协商后决定照相业迁中国、国泰两家;洗染业迁普兰德、中央两家;理发业迁华新、紫罗兰、云裳和湘铭四家。

当然,自己的西装没有白做。我只是在严肃的场合才穿着。过了两年,我的住在台湾的大舅到上海、西安等地旅游,顺道来北京看望姐姐、姐夫我的父母。三十多年没有见面了,我自然隆重接待。我穿着自己定做的新西装,在家请他吃饭,还陪着到天安门等处转一转。他对我说:“你这一套西装,合身、挺括、漂亮。啥人搭侬做的啊?”我回答是奉帮裁缝。他高兴得连连说:“好!好!奉帮裁缝做工就是地道!”

据说,此前这份名单中并没有中国照相馆。一天,王崇续在街上无意中发现中国照相馆的橱窗最精美,向当地人一打听才知道,中国照相馆的技术力量相当雄厚,而且员工平均年龄只有30出头,很有发展潜力。于是,他把中国照相馆的名字也加了进去。

事情已经过去二十多年,记得后来去东华门大街,有一家“培罗蒙服装店”,好像与“雷蒙”、“波纬”等齐名的。店铺十分气派,白色的大理石与瓷砖装饰,雕花的房柱,宽敞明亮,可是西服的价格不菲,我不敢问津。自然,这个价格在现在的一些名牌服装店里已经是平平常常的了。好在我自己的西服依然保存着。去年试了一下,裤子显得瘦小,也有破损,穿不了了,可上衣若在初秋时穿,依然挺括。我便像对待古董似地保持着它。

1956年7月6日,上海理发、照相、洗染业的师傅们,带着家伙什儿,坐着同列火车开赴北京。刚到北京不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和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彭真,在北京饭店设宴款待了部分上海迁京人员。今年已经92岁高龄的理发师程寅良记得,小宴会上邓小平把一本苏联友人送给他的发型书赠给程师傅,并对他说:希望你能做出漂亮的发型。
在此后的岁月里,小平同志的话一直激励着他。

“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张明敏唱的《我的中国心》,袅袅的福音总在我耳边回荡着。

转眼间,文革开始了。跟全国所有行业一样,服务业也受到了影响。好些老店铺的名字也都改了。位于东交民巷的波纬服装店坐不住了,他们琢磨是不是也应该改个名字?那时候,东交民巷已经改名叫反帝路了,有人提出,干脆叫反帝服装店吧。
反帝服装店的名字刚贴出去几天,外交部有意见了,他们说:来店的外宾很多,不少是友好国家的,叫‘反帝服装店’不太妥当,能否把店名改一改?

为了给门店起名,那时已经从雷蒙调来的郑祖芳骑车转了好多条大街,他看到街上的店,不是叫卫东、红卫,就是首都、人民。他灵机一动,取红色首都之意,叫红都如何?回到店里,他把这个想法跟大家一说,一致通过。没想到,这个名字竟然一鸣惊人,成了世界名牌。

八十年代末,时任美国总统的乔治·布什访华。一下飞机,布什就撩开西服,用标准的汉语,对前来迎接的中国官员说:红都,红都!
当时,红都的品牌已经冲出中国,走向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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