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u
Woocommerce Menu

澳门新葡8455手机版南方周末:民国史修撰四十年的秘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0 Comment

一、新热点: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延续性问题

中国社科院几代研究者主编的36册《中华民国史》,于辛亥革命百年前夕出版,南方周末记者走访多位修史学者,还原民国史修撰四十年的秘辛
民国史的新说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韩信夫,今年终于如愿以偿,对30年前的“民国大事记”的写作,作一次完整的修订。
“民国大事记”,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在上世纪70年代启动的民国史写作计划的一部分。这一包括“民国史、大事记和民国人物传”的庞大研究项目,历经“文革”和改革开放的时代变迁,今年完成全部编撰工作,全套36册于辛亥革命百年前夕出版。
在最新修订出版的“民国大事记”中,韩信夫在“遵义会议”的条目中,加上了“推举张闻天为总书记”的话。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党史的表述中,历来没有这一条。
“大事记”里的1949年9月26日新增一条史实:周恩来就未来的国号是否简称中华民国,征求六位辛亥老人的意见,只有黄炎培一人坚持应该使用此简称。韩信夫说:“就是提供一个事实,让大家去判断。”韩信夫和同事们还对一些说法进行了调整,例如把“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改成“四一二事件”,把重庆谈判双方定位为“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
近史所副研究员黄道炫主写了国共两党上世纪30年代的围剿和反围剿斗争。他感觉,过去的历史书只强调这过程中中共的壮大,他的写作更侧重于“每一次共产党的壮大,都是以国民党的内乱为背景,因为弱者永远是在强者衰落时寻找生存空间”。
近史所副所长、研究员汪朝光撰写的抗战部分也有变化。“蒋介石对待抗战的态度是比较坚决的,通过说服劝解来打通各方面的关系,发动抗战,抵抗日本的侵略。我们这一卷就写到了这样的看法,倒退十年五年,就不会有这样的认识。”
汪朝光说,1980年以前写绥远抗战,一定会写这是傅作义排除了国民党中央的不抵抗政策的压力之后做出的举动,“现在我们的认识是,这场战役得到了国民党中央的支持。”
近史所研究员严如平当年负责写“人物传”中的蒋介石。这次修订,他新增了蒋介石对苏联的看法,“蒋介石到苏联去,看到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非常反感。”
去掉“小人之心”的揣度,为“反面人物”摘帽子,也是这次民国史修订的工作。严如平删掉了“投机家、冒险家”的表述。“以前资本家为家乡做建设,往往我们会说他为了笼络人心,当年对杜月笙的一些评价就是这样,这次也都尽量改过来。”
“大事记”改动的幅度最大。“以前中共的事情会排在前面,这次的标准是,影响大的事情才能上,谁影响大谁就排前面。”韩信夫说,“八路军打死十几个日本兵,以前会列一条,这次删掉了。”
在民国史写作之初,学者们曾定下原则:民国史不是中共党史,尽量不写中共的事情。人物传一概排除收录中共的人物,大事记尽量少列中共的事情。
民国史和中共党史的界限,今天也被打破。历史学者杨天石在第六卷里,仍然用相当篇幅写了中共的五大。“如果不写中共五大,不写陈独秀,就没法解释后来两党分裂的一些情形。当然,我不会在陈独秀前面加上‘右倾机会主义’。”
“有些人还说你们要搞两个中国呢!”
把中共历史排除在外,受民国史研究早期时势所限。
民国史写作计划始于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会上,周恩来提出要修民国史,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后又交给中华书局,中华书局找到了社科院近史所副所长李新。
不写、少写中共,是李新的决策。黄道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时正值“文革”期间。如果把中共历史纳入,可能对民国史写作有很大影响。“需要花大量的笔墨去写中共,这个很难处理,干脆只写国民党。”
参与者们认为,这正是研究主持者李新的高明之处。李新是中共党史界权威,曾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宪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李新曾形容,党史是个堡垒,攻不动,搞民国史就是打外围战、迂回战。
不过事实证明,外围战也不好打。近史所的荣孟源1957年就提出修民国史,结果被打成右派。时隔14年后,虽然周恩来对民国史研究作出指示,因为没有正式文件,谁都不敢轻举妄动。李新领衔的近史所给上级打报告提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中国剥削制度社会最后一个朝代“中华民国”的兴亡,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报告很快获得批复。
研究最初的成果是“民国人物传”第一辑,当时为稳妥起见,只在内部发行。耿云志写的是地质学家丁文江,丁当过上海总办,有学问又有管理能力,很受汪精卫赏识。耿拿到地质所去征求意见,一个老前辈说,“怎么可以给丁文江写传记呢,他是反动派啊!”
严如平最初的任务是写“1927年大事记”。“这一年重大敏感的事件很多。表述和研究受党史的影响很大。比如说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
韩信夫还记得,“1938年大事记”初稿来了,他一看就觉得不行,完全是革命史的腔调。“国民党的报纸不查,都是查抗战时期的《新华日报》。台儿庄大战影响那么大,却没有写。”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原中研院近史所所长张玉法说,当年他看了大陆写的民国人物传后,发现离学术有相当距离,“不怪近史所,当时的政治环境是那样”。
受制于时代和政治氛围的局限,研究者们最初的写作中,一条红线贯穿始终:只要革命就是对的,研究历史就要歌颂革命、总结革命经验。耿云志开始写立宪派时,眼力所及,全是批判性的小册子,“各省谘议局开会的记录,以前都没人看过”。
主持人李新努力矫正传统的思维。他希望在民国史研究中建立一种扎根材料、平实公允的新学风,一种有别于当时主流的史学研究态度。
杨天石至今受此影响。他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当年他写作时用了一段毛泽东语录:中国人为什么要革清朝的命,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李新把这句删了,认为讲道理不需要靠领袖权威。
写“蒋介石传”的严如平,对李新的一句话印象深刻:“对蒋介石的评价,不要老是毛泽东、周恩来怎么说,如果能写胡汉民、冯玉祥怎么说,可能更有力量。”
1975年,民国史研究突生杂音,有领导要求民国史项目下马。据李新学生、近史所研究员陈铁健回忆,当时李新坚决拒绝:我们当初写了报告,是中央确认的,谁要求下马,请给个书面解释,如果只是口头的,对不起,我们做不到。
在政治压力下,民国史写作坚持了下来。陈铁健记得,1981年民国史第一卷出版,1983年春节,李新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社科院副研究员以上的团拜会上见到时任中宣部长邓力群。邓对他说,“民国史我看了,写的不错,有些人还说你们要搞两个中国呢。”
在政治气候冷暖不定的年代,民国史研究者们如履薄冰。张宪文说,他当时一手研究民国史,一手研究中共党史。“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隔七八年要来一次,万一来了怎么办?党史不能放,不然没饭吃了。”
党史、革命史和民国史的鸿沟,至今依然存在。黄道炫说,他几年前写的“论攘外必先安内”的文章,在民国史界得到好评。评职称时,他把文章作为代表作拿出来,有党史专家觉得存在政治问题。
转折点:抗战胜利40周年
民国史从1981年出第一卷之后,进展缓慢。台湾学界一直在关注。
在台湾学者蒋永敬看来,北洋政府之前的历史,写得很客观,有的部分甚至比台湾的研究水准还高。不过,“越往后写,越多涉及国共两党问题,感觉就不那么客观了”。
到90年代,写作步调开始变慢。汪朝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后期停滞,跟90年代的学术环境有关。“集体项目对大家没有吸引力,很多学者都愿意搞自己的研究。”
更多的参与者认为,民国史写作计划的拉长,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海外档案的开放、官方历史观发生变化,关系更大。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台湾国民党党史馆、国史馆的档案全部开放,90年代苏联解体后,大量的苏共档案解密,令大陆学者如获至宝。
社科院近史所民国室主任金以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2002年去台湾,想看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宣部代部长时的有关资料,“人家就给我调出来了,7页纸,毛笔字的原件,这放在我们这里是特别珍贵的历史文献。”
自1985年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后,官方对国民党评价出现明显松动。据杨天石回忆,当时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要搞展览,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说,展览不能光提新四军、八路军,要把国民党加进去,还提出在卢沟桥建一个抗战纪念馆。此后,抗战史的研究就发展较好,但期间也有反复,一位领导就曾质疑:“国民党是正面战场,难道我们共产党是反面战场?”
辛亥革命的定调,也经历了缓慢的变化。金以林说,民国史前两卷还强调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了1996年中共十五大明确讲是民族民主革命,十五大报告征求各省意见时,还有人问:中央为什么不提资产阶级革命了?
黄道炫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共高层对一些问题的敏感度也在下降,同时民国史的研究确认的一些事实,对于党史研究也有一定的影响和推动。
“当年共产党和国民党互骂共匪、蒋匪,现在马英九当选国民党主席,中央领导打电话去祝贺,称呼对方是‘贵党’。这不仅反映了历史的变化,也反映了历史观的变化。”杨天石说。
“想颠覆以往研究,不容易”
尽管金以林三番五次地说明这次出版不是官方修史,没有受到政治的影响,台湾记者在电话中开口就问:“我们中华民国还在呢,你们就给我们写历史了,这是否违背九二共识,怎么解释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汪朝光接受《人民日报》的采访,被登载在“国内政治”版,有朋友问,是否有某种用意?
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国共关系研究很多都不敏感,敏感的是国民党官员的评价,因为很多国民党高官的后人还在,有些人可能还有一段不愉快的经历,比如“文革”和反右,他们对这些事很在意,这是相当棘手的问题。
他还提到,1961年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选集,充斥批判性的语言,1978年后出的文史资料,对同样的人又有溢美之词,娶了三个老婆的,抽大烟,贪赃枉法勾心斗角,这些事又不能写了。“政治的影响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单一。”
“外界说我们有很大颠覆,其实只是吸收了之前的研究成果,要想颠覆,不太容易。”汪朝光说,“我们确实没受到任何干扰。不过作者处在这个时代,自我有一些设限,下笔的时候就有犹豫。”
与40年前相比,民国史研究有了很大的自由度,但与现实政治关系依然密切。
“就抗战来说,我们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还有很大距离。”杨天石说。
韩信夫的遗憾是,没有把“国民党军”改成“国军”,“我们只能在历史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做到尊重事实”。
人物传没收入中共领导者,是几位参与者共同的遗憾。“共产党跟国民党在民国时期有分有合,董必武还跟宋子文一起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呢,怎么能够不上呢,这个说不过去。”韩信夫说。
对于大陆的民国史研究来说,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把已有的研究成果,让更多的民众知晓。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曾跟近史所联系过,“要么讲北洋军阀,要么讲宋氏三姐妹。”一位知情人透露。
杨天石曾经在“百家讲坛”讲过“戊戌变法”和慈禧太后,之后有人建议讲讲蒋介石,有关人士说,现在还不是时候。

2017年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可谓新意迭现,成果丰硕。2017年11月底,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召开的第四届“民国史高峰论坛”上,与会学者一致认为,若要更为全面深刻地理解近代中国,就必须跳出既有的研究框架,重新审视中与西,内与外,上与下,新与旧,并且应以新的问题意识,带动新的研究方法,拓展新的研究领域,以期获得新的历史认识。这一共识,似乎可以用来总结2017年的研究概况。本文拟以专题形式对本年度近代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和热点问题作一梳理。

2011年是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关于辛亥革命和清末民初政治转型的研究成为近三年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在革命史观的叙述框架下,学界以往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大多是从和过去决裂的角度切入,强调作为中华民国肇端的辛亥革命与前朝历史之间的断裂。近年来已有学者指出,辛亥革命后所肇建的中华民国其实延续和汲取了许多传统资源的养料。[
杨念群:《“断裂”还是“延续”?——关于中华民国史研究如何汲取传统资源的思考》,《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13年第1期。]李细珠和关晓红两位关于辛亥鼎革之际地方督抚与辛亥时期地方省制的研究也都强调了民国初年的历史与晚清之间的连续性。李细珠指出,至辛亥鼎革之际,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表面上演变为“内重外轻”之格局,实际上是一种“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一方面,中央收束地方权力,使地方督抚实际权力大为缩小;另一方面,清廷中央对地方缺乏实际控制力,而所谓中央集权只是有名无实。其总体表征是中央与地方权威一并流失,中央无法控制地方,地方无力效忠中央。这一“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形成,其直接后果是清廷中央与地方均无法有效地应对革命,致使清王朝走向覆亡之路。另一严重的后果是掌握军队尤其是新军的军人势力的崛起,出现军人干政,导致民国初年的军阀政治。[
李细珠:《辛亥鼎革之际地方督抚的出处抉择》,
《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3期。]
关晓红认为辛亥各省光复政权乃至民初政府的省制,多在清末外官改制和各省独立自治的基础上加以变通而形成。因此,辛亥年间的省制纠结实际延续了自清末以来官治改革的“地方”困扰。对于辛亥时期政体选择过程中出现的省制困扰,不宜单从民主与专制较量的角度立论,还应考虑时人对国家统一的向往与对分裂的隐忧。此外由于以省为地方自治层级范围过大,东西方各国无此先例,单一制与联邦制均不适合,民初省制因此成为本土国情与域外制度纠结甚深的焦点。[
关晓红:《辛亥革命时期的省制纠结》,《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1期。]章永乐从制宪和国家建设的角度来思考辛亥鼎革前后的延续性。他在《旧邦新造》一书中强调南北议和、清帝退位和南北政府融合构成的“大妥协”塑造了主权的连续性,避免了国家的分裂与崩溃。但在共和宪政方面,不同阵营之间分歧严重,诉诸不同的政治整合路径,从而埋下了宪政失败的伏笔。[
章永乐,《旧邦新造:1911-191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另见章永乐,《多民族国家传统的接续与共和宪政的困境——重审清帝逊位系列诏书》,《清史研究》,2012年第2期,第1-7页。]

政治与外交

二、新史观:以北洋政府为主体的北洋史研究

政治史一向是晚清史研究的重镇。2017年这一领域也是佳作频出。李细珠在新书《变局与抉择:晚清人物研究》中不仅关注高层政治人物在面临千古变局时的政治抉择,同时也注意中下层人士管庭芬、魏源、容闳、谭嗣同的心路历程,呈现出多变时代中各色人物的多歧面相。贾小叶的《戊戌时期学术政治纷争研究——以“康党”为视角》,以“康党”为切入点,研究康门师徒与戊戌学术政治纷争之关系,跨越戊戌“新旧之争”的框架,探寻背后的思想差异,学派纷争,更着重考察权力角逐、利益纷争、派系隔阂等矛盾。崔志海的《当代中国晚清政治史研究》对1949年以来近60年来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的十个专题,作了高度凝练的总结和概括。该书大体采取以问题为中心的学科史写作方法,并从纵横两个维度进行学术梳理,明鉴不足的同时,提示了下一步值得探索的研究方向。

长期以来,在受革命史观的影响下,北洋军阀的统治是作为革命的对象加以批评和抨击的,因此,北洋时期的历史被建构为中国近代史上最为黑暗、卖国的一段时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化史观的兴起,北洋政府在现代化方面的努力开始逐渐进入学者的视野。台湾学者唐启华教授多年浸润于北洋外交相关档案之中,通过对照多国档案,透过多元观点,重建了以当时国际交涉的主体——北洋政府为主线的“修约”外交政策及交涉策略的发展过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丰富多元的理解近代史的视角。[
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民国政治史领域,唐启华通过比对中、日、英三国档案,指出袁世凯并未出卖国权以换取日本同意帝制,反倒因为拒绝日本要求,而开罪日方,给自己称帝制造了障碍。(唐启华:《洪宪帝制外交》)深町英夫以身体视角重新审视新生活运动,考察了蒋介石的思想、党派斗争以及不同国家、社会群体对于新生活运动的反应。([日]深町英夫:《教养身体的政治:中国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

与唐教授在外交史领域重建北洋政府修约史的努力相呼应的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北洋政府视作当时政治的主体,而非革命的对象,加以客观地研究。杨天宏教授通过从宏观上考察北洋时期的政局走向,得出结论认为,袁世凯作为北洋领袖在民国初年成为众望所归的国家首脑,但是他在主政期间却强调完善立法和强化国家行政权力,限制北洋各军事势力的权力,表现出“去北洋化”的倾向。袁死后,北洋裂变,南北对峙,皖、直两系军阀争夺“北洋正统”的招牌,作为其武力统一的“合法性”基础。然而,此时曾经在清末民初鼎革之际被寄予厚望的“北洋正统”,已经在连年军阀混战中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反而是标榜维护“法统”的国民党在苏俄的帮助下另辟蹊径,跳出“正统”的藩篱,重新塑造新的政治合法性共识,也因此而奠定了后来北伐胜利的基础。[
杨天宏,《袁世凯的“去北洋化”与“北洋正统”幻灭》,《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杨教授的另一篇论文通过对善后会议的重新研究,指出直奉战争之后由段祺瑞临时执政府主持召开的善后会议并不是旨在对抗国、共两党倡导的国民会议、各军阀集团之间进行“政治分赃”的会议。实际上,这次会议是段祺瑞政府在各派军阀实施“武力统一”政策屡遭失败之后,在各实力派形成暂时力量“均势”的背景下,通过会议协商方式谋求国家统一的艰难政治尝试。其性质偏重战争善后问题解决,与涉及国体建设的国民会议并不构成冲突。从议程上看,会议不涉及政治权力分配,因而与“政治分赃”也不发生关系。但是,善后会议的人员构成及段祺瑞政府宣布由善后会议制定国民代表会议组织条例的做法,激起国民党方面的抵制,同时参加会议的地方实力派目的各不相同,通过会议实现“和平统一”只能是空想。[
杨天宏:《北洋政府和平统一中国的尝试——善后会议再研究》,《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5期。]

近来,以人物为切入点,观察民国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方面制度建设与实际运作,已成学界主流的研究方法之一。其中又以蒋介石研究的成果最为丰硕。会议方面,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办第四届“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集中体现蒋介石研究的最新成果。论文方面,中青年学者从各自领域出发,探讨蒋介石与近代中国重要制度、重大事件的复杂关联,成果有吴景平:《蒋介石与战时外交体制探析——以宋子文使美为中心》、杨奎松:《对蒋介石“放水长征路”一说若干史实的考析》、黄天华:《四川政潮与蒋介石的因应(1937-1940)》、贺江枫:《“五·二〇”学潮与蒋介石的因应决策》、王才友:《急进与缓图之间:蒋介石对国民党新编五师的整编(1927-1931)》、贾钦涵:《蒋介石与战前中国农民银行的纸币发行》等等。

三、新取向:贯通民国史与革命史

另一个研究的热点人物是孙中山,相关成果主要有:深町英夫:《同种同文:孙中山的亚洲主义话语》、张金超:《孙中山、南方政府与华盛顿会议——以代表问题为中心》、张华腾:《孙中山理想追求之一幕——从民元辞职到宋案前孙中山研究新论》、王杰:《孙中山与海外革命策源地“特质”探问》、赵立彬:《民国初年孙中山对名誉事件的反应》。资料方面有中山大学历史系桑兵教授主持撰写的《孙中山史事编年》和林家有、邱捷、李吉奎、周兴梁等学者编纂的《孙中山全集续编》。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受自身学科定位的局限,民国政治史主要以民国时期的统治阶级——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及其人物的活动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其与革命史研究领域之间的隔阂日益加深,逐渐形成了两个领域“互为畛域、壁垒显见、少有往来”的现象。[
何友良:《苏区史研究的视野扩展、方法运用与未来发展》,徐秀丽主编:《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可能走向——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1979—200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315页。]近些年来,随着者研究视野的拓展,加上国、共双方档案资料的整理与大量公布,杨奎松、邓野、黄道炫等学者因得熟悉中共史料之便,转向研读国民党史料后,能够游刃有余地运用国共双方的档案文献,如同身临其境般地重建中国政治运作过程中奇诡多变、跌宕起伏的历史现场。杨奎松的《关于中条山战役过程中国共两党的交涉问题》一文,基于对1941年5月中条山战役前后国共关系大势的判断和毛泽东整体战略思维的把握,指出:蒋介石在中条山战役即将发生之际,要求配合作战,并不是带有主动战略意图的“一石二鸟之策”,而是在非常被动情况下的饥不择食的无奈举措。[
《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邓野的《阎锡山对红军东征的拦截及其多方政治周旋》一文依据时任山西省主席徐永昌的日记,深入分析了1936年2月红军东征事件所引发的阎锡山与中共军队、中央军、华北的日军、陕西的张学良部队以及河北的宋哲元部队等五种政治势力之间的激烈较量,深刻揭示了民国政治的内在底蕴与逻辑。[
《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黄道炫的《中共、粤系、蒋介石:1934年秋的博弈》一文将1934年秋红军长征初期的行动,放在与蒋介石、粤系相互博弈场景中加以“还原”,指出:1934年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的长征是一场准备堪称周密的军事行动,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其中中共对粤系的争取、利用尤为重要。粤系之所以会为中共所利用,当然和其本身利益密切相关,事实上,宁粤及中共多方面构成的赣南独特政治地理不仅对长征,而且对整个1930年代中共在此的生存、发展都有重要影响。而在中共顺利突围的背后,亦可见蒋介石将“追剿”红军、抗日准备与控制西南三者巧妙结合的心机所在。[
《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1期。]

思想与文化

四、新史料:蒋介石研究方兴未艾

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范围愈发扩大,方法也愈发多样。王汎森尝试扩大思想史的研究范畴,走出狭义思想史的局限,围绕“思想的生活性”及“生活的思想性”的主题展开讨论。(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黄兴涛的《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拓展了其概念史的研究领域,考察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孕育、形成、发展及其内涵。作者指出,“想象共同体”这一建构理论虽有其合理之处,但“现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的基本走向”具有“某种不可选择性”。“中华民族”的观念在精英和大众、历史和现实、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深刻互动过程中,得以确立。程梦婧梳理了《人权宣言》在晚清中国的传播和接受过程,揭示出这与晚清士人的“天赋人权”思想的内在关系。(程梦婧:《〈人权〉宣言》在晚清中国的旅行》)瞿骏的《天下为学说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从学生生活、教科书、“排满”革命等层面另辟蹊径,勾勒出清末民初读书人的群体形象,探寻思想世界。

蒋介石是近代中国历史上非常关键的领导人物,他在1949年之前统治中国22年,在1949年以后又统治中国台湾26年。长期以来,由于国共之间意识形态的对立,两岸学界对蒋介石的研究呈现出非黑即白的两极化评价取向。近年来,随着台湾“国史馆”陆续出版《蒋中正总统事略稿本》,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所藏的《蒋介石日记》对外开放,在大量新史料与转化中的研究新视野的冲击下,海峡两岸学界关于蒋介石的研究与书写都在发生悄然的改变。蒋介石的历史形象,由过去简单的两极化脸谱,逐渐向色彩斑斓的多元化形象演化。

近10年来,有意或无意运用新文化史的方法和视角,已成近代史学界的普遍现象。话语、记忆与历史诠释,成为2017年近代史研究的一大亮点。蔡炯昊探讨辛亥鼎革历史记忆的形成机制,指出这与各方争夺宣付清史馆立传的主导权有关。(蔡炯昊:《新国体下的旧史学:民国初年的宣付清史馆立传(1914-1927)》)周海建也有类似的观察,通过梳理南京国民政府审查《清史稿》这一公案,指出历史记忆的形成与政治考量,社会心理均有关涉。(周海建:《南京国民政府对〈清史稿〉的审查及其社会因应》)。此外,还有刘晓艺的《“西安事变”与“丢失大陆”:失败者怎样书写历史——兼谈国民党文宣系统的“曲释”操作》、王卫星的《八十年来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马建标的《历史记忆与国家认同:一战前后中国国耻记忆的形成与演变》。另外,符号与形象的想象与塑造,也成为一个热点,如葛静波的《林则徐形象在近代的变迁》、夏清的《“民族”之辩: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解散后国、伪、共的三方叙事》、刘文楠的《以外国为鉴:新生活运动中蒋介石的外国想象》、武洹宇的《辛亥祭奠的死亡表达: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骷髅符号释读》等等。

《蒋介石的人际网络》一书是海峡两岸学界共同努力,[
汪朝光主编:《蒋介石的人际网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出版。]将过往或“圣”或“鬼”的蒋介石研究,还原为“凡人”式的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蒋介石研究的最新成果。作为政治领袖人物,蒋介石在其政治生涯中有着复杂多面的人际关系,由此构建起纵横上下左右的立体人际网络,在其执政过程中起着或隐或显的重要作用。海峡两岸的民国史学者,首次将各自的蒋介石研究成果融聚一炉,共同探讨蒋氏在政治、党派、军事、亲缘、爱情、地缘等方面的人际关系,深度解析了蒋的为人处世与精神世界,努力形塑更接近历史真实的蒋介石。

话语无疑是2017年近代史研究的一大热词。王奇生老师梳理了阶级话语在中国的兴衰过程,指出中共在将马克思主义原理本土化、具体化、实用化的同时,也存在阶级概念被极度泛化的问题。近20年来,“阶级”与“阶级斗争”话语逐渐淡出视野,呈现出“去阶级化”的趋势。潘晓静、郭台辉则分析了“农民阶级”的话语变迁,总结成职业话语、民众话语、阶级话语三个阶段。相关的成果还有许多,如邹小站:《清末民初思想话语中的“民权”与“国权”》、洪煜、韩瑞韬:《话语与秩序:1928年湖社处理寿圣庵地产纠纷案》、赵峥:《国家动员、民族话语与边疆治理:战时西康宁属彝区的政治社会变迁(1937—1945)》、朱英:《民国时期工商界人士的“民国”印象》、周新顺:《“民气”“民智”“民德”:重返晚清国民性问题讨论的话语现场——以〈东方杂志〉为考察中心》等等。

陈铁健和黄道炫两位先生合著的《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一书,是在1992年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的《蒋介石与中国文化》一书基础上,根据学界最新公布的《蒋介石日记》和台湾“国史馆”的“蒋中正‘总统’档案”等档案资料,重新设计完成的面貌全新的著作。该书在原著着重阐释蒋介石力行哲学的基础上,新增蒋介石的政治与社会文化统治资源和作为军人的蒋介石的权术、信仰、情感等部分,旨在验证蒋之力行哲学的实践效用,更加立体地呈现蒋氏的知与行。[
黄道炫、陈铁建:《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

“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思想转型的关键时期,总能激发学者的研究兴趣。相关文章主要有罗志田:《无共识的共论:五四后关于东西与世界的文化辨析》、罗志田:《体相和个性:以五四为标识的新文化运动再认识》、瞿骏:《老新党与新文化:五四大风笼罩下的地方读书人》、周月峰:《“列宁时刻”: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的传入与五四后思想界的转变》、周月峰:《五四后“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与早期含义演变》等等。

由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三人合著的《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一书,集结了三人最近几年利用蒋介石日记和其他历史档案文献资料所撰写的有关蒋介石研究11篇论文。[
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版。]该书最突出的特点是,把对民国政治的结构性思考与蒋介石这一核心人物的经历融会贯通起来,从而超越个别历史人物的视域,带领读者进入尺度更大更广的历史大趋势中去。比如金以林写的第三章“关键的一年”,讲述了蒋介石在1932年经过第二次下野对执政理念和策略的反思和调整,从这一貌似平淡的一年中看到政治组织结构上的巨大变化。王奇生写的第四章“从倚重元老到闲置元老”谈的是蒋介石在羽翼未丰时先利用借重国民党元老,在权力稳固后又疏远架空这些元老的经过,他提示这一过程并非简单地用蒋介石翻脸无情就能解释,更反映了国民党代际更替的结构性变化。汪朝光写的第十章“最后的改革:金圆券发行”详述了这一公认对蒋介石政权威信危害极大的金融改革,同时又在更大的历史视野中指出,蒋介石及其政权在金圆券改革过程中,从民间搜刮的硬通货成为其后来成功退守台湾的经济保障。历史的吊诡之处,不免让人掩卷叹息。

社会与经济

五、新视角:社会史与新文化史视野下的民国政治史研究

区域史、城市史、乡村史等领域深耕多年的学者,在2017年均有重要成果问世。赵世瑜在《在空间中理解时间:从区域社会史到历史人类学》一书中,通过不同地区的个案,表达对时间与空间两者关系的理解,进而上升到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论高度。王先明的《乡路漫漫——20世纪之中国乡村》大致以时间为线索,从政权、教育、医疗、经济等不同侧面梳理乡村社会的制度变迁,并从区域史的角度思考不同地区之间差异与共性。日本学者佐藤仁史的《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挖掘出大量地方性史料,借由自下而上的视角,提出许多新的历史见解。

在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新视野与新方法的冲击下,近几年来民国政治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传统政治史的种种弊端,在跨学科的基础上焕发了新的生机。研究者在引入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的研究视野后,开始注意到国民党政权对政治文化构建的强调,及其通过文化符号向民众灌输意识形态并巩固其统治合法性的意图。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反革命治罪条例》是在北伐期间,以审判负责守卫武昌的两位北军将领为契机而出笼的。王奇生教授通过还原中国第一个“反革命”罪出笼的历史过程,一方面揭示出在审判两位北军将领过程中所体现的本土地缘、伦理与外来法律、革命观念之间交相错杂的复杂关系;同时深刻分析了影响二十世纪中国至深的革命政治文化在建构过程中的虚实难辨的暧昧性与随意性。[
王奇生:《北伐时期的地缘、法律与革命——“反革命罪”在中国的缘起》,《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第28-39页。]陈蕴茜用人类学方法研究国民党如何通过在时间(各种纪念日和纪念周仪式)和空间中构建起一套以孙中山核心的仪式、象征和记忆。她认为,孙中山崇拜既是帝制国家传统个人崇拜的延续,又掺入了大量近代构建个人崇拜的技术,如传媒、教育、商品化等,由此来达到加强民族凝聚力、为国民党政权提供合法性等政治目的。[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构建与传播》,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而李恭忠则细致入微地考察了中山陵的设计建筑过程及其政治和文化意义,虽然在切入角度上与陈书不同,但在方法和取向上却非常类似,他也把围绕中山陵建构起的孙中山崇拜理解为国民党单方面的意识形态灌输,因此具有权威自命、内涵僵固、形式空洞三个鲜明特征,缺乏民众的自发性和主动性。[李恭忠:《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值得注意的是,青年学者已开始崭露头角。韩策聚焦于科举改章和开进士馆两条脉络,既在制度层面探讨科举取士的沿袭与鼎革,同时也关注到人的因素,即参与科举的学人群体在社会变动、政权更迭之际的进退出处。(韩策:《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谭皓考订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生来华留学的史实,反思近代中外教育交流史中少人关注却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谭皓:《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史(1871-1931)》)李俊领的《天变与日常:近代社会转型中的华北泰山信仰》聚焦于泰山信仰的演进及其境遇,从侧面揭示近代华北社会变迁的路径与机制。黄素娟:《从省城到城市:近代广州土地产权与城市空间变迁》、刘志刚:《百年迷局:晚清至民国洞庭湖围垦区地方权力结构的生成与变迁》。

国民党政权处理社会问题的态度方式体现了其阶级属性和政治路线,从社会史视角切入研究这类问题,对深入理解政治史颇有助益。比如,1927-1928年间标榜民众革命的国民党在各地发起商民运动初期,试图以中小商人组织的商民协会改造并取代此前由大商人组成的商会,朱英对这一曲折的过程进行了梳理,发现国民党中央对待商会的态度逐渐温和,在1928年7月颁布的民众团体组织原则中已经承认商民协会和商会的同时存在,体现了国民党政权从革命向保守的转变。[
朱英:《商民运动期间国民党对待商会政策的发展变化》,《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第205-216页。]
中央政策的转变也影响到地方政治。北平市党部领导的中下层商人团体商民协会积极发展民众运动,而代表北平商界上层的商会则与地方军政当局关系密切,反对打压前者。齐春风的研究从1928-29年北平商民协会和商会的冲突中看到国民党政权的内在矛盾。他认为,这一个案不是简单的权利之争,而是反映了国民党内部新旧派之间、党、政机构之间的路线之争。旧派和政府部门,甚至包括国民党中央,都希望维护社会稳定,限制乃至反对民众运动,而新派和地方党部则希望通过民众运动来进行社会改造,获得政治认同。[
齐春风:《党政商在民众运动中的博弈——以1928-1929年的北平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第52-65页。]

近几年来,区域史的资料编纂可谓突飞猛进。2017年出版的《苏州商会档案续编第一辑(1949年—1956年)》《太行山文书精萃》《金陵全书》均编选了许多新的史料。此外,《民国时期地方概况资料续编》《民国时期浙江省地方议会史料续编》等资料也陆续出版。

经济史领域也有多部重要作品问世。李伯重在《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中,以全球史的关怀书写中国近代史,将军事技术与商品贸易视为早期全球化的动力,反思近代中国在这一进程中的得与失。[荷]方德万(Hans
van de Ven)
的著作《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只能暂且被归入经济史。它很难被归类,是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海关,涉及领域众多,相关主体繁杂。方德万指出,海关不仅仅是一个税收机关,更是近代中国与西方交流互动的重要载体,与历届中国政府关系密切。

经济史的论文多有创见,参见柯伟明:《1936—1937年广东币制改革的券币比率之争》,吕长全:《清代粮价奏报流程及其数据性质再探讨》,张俊峰:《清至民国内蒙古土默特地区的水权交易——兼与晋陕地区比较》、燕红忠:《晚清时期的豆品期货市场——以东北辽河流域为中心》、潘晓霞:《温和通胀的期待:1935年法币政策的出台》、林矗:《通商口岸、新式教育与近代经济发展:一个历史计量学的考察》、宋靖野:《水利、市场与社会变迁——对川南五通堰的历史人类学考察(1877-1941)》等。

今年,经济史与社会史领域出版的资料有《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民国时期经济统计资料续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资料三编》《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续编》《民国赈灾史料三编》《民国时期高等教育史料三编》《民国时期地方志所见基层图书馆史料汇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满铁剪报”类编第二辑》《〈申报〉招商局史料选辑·晚清卷》等。

中共与革命

2017年,关于中共与中国革命的研究热度有增无减。“中共制度史研究的现状与未来”“毛泽东著作版本及其经典化问题”“中国共产党百年研究的海外视角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学术会议相继召开。这些会议有两大特点,一是在研究领域上不断创新,寻求在不同角度理解中国共产党;二是扩大学者参与,邀请美国、日本等海外学者加入,鼓励青年学者参与对话,增添学术活力,拓展研究视阈。

黄道炫提出抗战时期中共与日军、国民党军的斗争呈“弱平衡”状态。他提示各方势力在剑拔弩张的对立之外,还有更为复杂微妙的拉锯互动。(黄道炫:《刀尖上的舞蹈:弱平衡下的根据地生存》。黄道炫的另一篇文章,以个人、政党与地方社会的关系为切入点,总结中共运用统一战线时原则与策略的灵活统一,是其在敌后得以生存和发展的要诀。(黄道炫密县故事:民国时代的地方、人情与政治》)此外,相关研究还有张永:《六届四中全会与罗章龙另立中央》,欧阳湘:《毛泽东参与国民党一大期间中共党团领导考》、王新生:《试论长征前夕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与陈济棠的谈判》、董佳:《从美国档案看中共、西南势力与蒋介石的战时博弈》、李军全:《节庆与政治传播:中共华北根据地的春节宣传(1937—1949)》、汪朝光:《民族抗战与革命建政:中共的抗战崛起之路》。简奕:《试论中共早期农民运动对民团的争取与改造——四川早期党团组织改造民团的历史考察》、[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编纂党史资料的进程(1929—1955)》等等。

抗战研究

2017年是全面抗战爆发8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及《抗日战争编辑部》、浙江大学蒋介石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等学校及单位相继组织召开学术会议,推进抗战史的研究。全球视野,多维度考察,青年学者参与成为这些会议共通的亮点。

海外抗战史研究再上新的高度。张瑞德通过对蒋介石侍从室的组织流变、制度建设与实践活动等方面的考察,指出侍从室在国民政府战时指挥体系中地位突出,作用显著。(张瑞德:《无声的要角:蒋介石的侍从室与战时中国》)齐锡生梳理了中美两国政府档案、政要回忆录等资料,勾勒出从全面抗战爆发至珍珠港事件之间,中美关系逐步走向密切的历史过程。([美]齐锡生:《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美国在中国抗战初期外交视野中的转变(1937-1941)》)

除政治、军事、外交这些抗战研究的传统领域外,社会文化史的相关研究也有新的进展。巫仁恕把目光转向沦陷区的苏州,考察了茶馆、菜馆、旅馆与烟馆四种休闲行业,指出苏州的城市生活并不似想象中之凋敝萧条,反呈“畸形繁荣”之象。(巫仁恕:《劫后“天堂”:抗战沦陷后的苏州城市生活》)王升远也选择了少人关注的领域,即抗战期间日本文化人的“北京体验”,尝试寻找日人的文化书写与侵略行径之间的内在关联。(王升远:《文化殖民与都市空间: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北京体验”》)

除此之外,臧运祜:《战时日本对亚太地区的殖民统治机构之演变——以“大东亚省”的设立过程为中心》、王龙飞:《中共敌后抗战与日军治安困境——以沁源围困战为中心》、张杨:《战时财政扩张与租佃制度变迁:以川西地区为例(1937—1945)》、陈默:《发展历程、武器装备、作战体系:抗战后期国民党军中的美械部队》、贾迪:《1937—1945年北京西郊新市区的殖民建设》等等。

相关资料有《中国抗日战争北美历史档案文献提要》《中流砥柱:卡尔逊抗战史料》《淞沪抗战史料续编》《淞沪抗战史料续编》《记忆中的淞沪抗战》《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藏珍稀抗战文献汇刊》等等。

文献平台

2017年10月,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的试运行,引起了近现代史学界的广泛反响。该平台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承办的综合性文献共享平台,内容涵盖海内外有关抗战和近代中日关系的各类文献。该平台的显著特点是开放检索和下载,且使用简便,检索高效。平台集图书、期刊、报纸、档案、图片、舆图以及音频、视频等多种文献资料形式于一体,实现了跨类深度内容检索。图书、期刊已实现章节、篇名目录、版权页的检索,档案将实现案卷甚至文件目录级的检索。这一平台将会极大地促进近代史研究的发展,提示更多创新研究的可能。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相关文章

网站地图xml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