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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敦煌佛教文献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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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敦煌遗书的解读,如果只是从文献到文献,由于文本完整性不够,又缺乏可资比较的材料,很难期望取得大的突破,甚至会因材料的不足而存在误读。

敦煌藏经洞所出文献多达6万余件,其中90%以上属佛教类文献。长久以来,我们对敦煌文献的利用大多集中在数量不足10%的非佛教文献,并通过解读文献,补充传世史书的记载空白。其实,对“遗漏”历史的重视也恰恰成为敦煌学转型的推手,当非佛教文献的补史价值被“榨取”殆尽时,“新材料”也就变成了“旧材料”,而数量巨大、内容庞杂的佛教文献所蕴含的史料价值应得到更多关注。

仪式;佛教;具体形态;敦煌遗书;文本

敦煌佛教;文献史料;价值

对敦煌遗书的解读,如果只是从文献到文献,由于文本完整性不够,又缺乏可资比较的材料,很难期望取得大的突破,甚至会因材料的不足而存在误读。如何走出这样的困境?从斋僧角度的解读,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

敦煌藏经洞所出文献多达6万余件,其中90%以上属佛教类文献。长久以来,我们对敦煌文献的利用大多集中在数量不足10%的非佛教文献,并通过解读文献,补充传世史书的记载空白。其实,对“遗漏”历史的重视也恰恰成为敦煌学转型的推手,当非佛教文献的补史价值被“榨取”殆尽时,“新材料”也就变成了“旧材料”,而数量巨大、内容庞杂的佛教文献所蕴含的史料价值应得到更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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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佛教本土化发展轨迹

从文献的珍稀、内容的丰富、历史年代的久远等方面来说,敦煌遗书可称为宝藏,但敦煌遗书大多残缺不全。因此,对敦煌遗书的解读,如果只是从文献到文献,由于文本完整性不够,又缺乏可资比较的材料,很难期望取得大的突破,甚至会因材料的不足而存在误读。如何走出这样的困境?从斋僧角度的解读,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

隋唐时期是佛教中国化的完成期,重要标志便是“八宗”的出现和发展。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古逸注疏,是研究“八宗”发展演变的重要资料。因敦煌僧人昙旷、法成等弘扬,在中原已经式微的唯识宗却在敦煌得以延续,一些唯识宗文献也得以保留,晚唐敦煌僧人乘恩所撰《百法论疏》并《钞》甚至得到了京城大德的认可,并流通内地。禅宗在唐代中晚期非常兴盛,但经“安史之乱”“会昌灭佛”涤荡之后,早期禅宗文献大量亡佚。敦煌文献中若干8世纪左右的禅宗著作,对研究早期禅宗史的价值不言而喻,其中如《六祖坛经》是更贴近《坛经》最初面貌的古本,《传法宝记》、《楞伽师资记》反映了早期禅宗的北宗传承,而《历代法宝记》则记述了唐代蜀地保唐宗的谱系。三阶教屡遭取缔,也未跻身“八宗”,但在唐代影响巨大,北宋以后因教典逐渐散佚终归泯灭。我们今天对三阶教的认识,主要依赖《三阶佛法》、《三阶佛法密记》等敦煌文献。中古时期国人撰述的疑伪经因受僧团排斥,不能入藏,鲜有传世本存在。但敦煌僧人并没有严格的疑伪经观念,故有《十王经》、《大方广佛华严十恶品经》等为数不少的伪经保存至今。

斋僧实为佛教仪式

一些佛教仪式文本,如斋文、礼忏文、讲经论义文等,是研究佛教仪式在中国演变的生动样本。斋文是僧人为信众做法事时所用的仪式文本,如敦煌本《斋琬文》为五代高僧汇集前人《斋仪》所作,内容几乎涵盖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法事。论义是论辩双方围绕某些教义问题展开问答的活动,在传统史料中这种论辩活动颇多,但对具体仪式过程的记载不甚明了。目前所见的97件敦煌论义文本,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恢复论义的全部程式,甚至能够反映当时使用的辩论技巧,如《八并名义》便详细阐述了“相望”“反对”等八种组织问难的论辩技巧。

所谓斋僧,是信众入寺设斋食供养僧众或延请僧众至俗家供养斋食,以及在斋僧时向僧人舍施衣食、住宅、药物等。所以施主的斋僧包括设斋食供僧和斋食后以诸物供养僧人。

敦煌佛教类文学作品包括俗讲变文、佛曲、灵验记等,是我们理解佛教文学史上许多重大问题的关键材料。在敦煌文献中,佛教类变文有数十种之多,它们对解决诸如“评话”“诸宫调”等文体源头等问题具有关键意义。韵文类的佛曲数量也颇多,如P.2066《净土五会念佛诵经观行仪卷中》收录的净土佛赞极为丰富,又如S.2679《南宗定邪五更转》、S.5567《禅门十二时》等则是禅宗类韵文佛曲。敦煌本灵验记中既有宣扬某一经典之灵验者,如《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亦有宣扬某种行为之功德者,如《唐京师大庄严寺僧释智兴鸣钟感应记》;还有崇拜某佛教神灵或僧师者,如《刘萨诃和尚因缘记》。这些灵验记是了解信众日常生活与信仰心态的直接素材,也是研治中国小说史的重要材料。

斋僧有斋意,即施主或斋主设斋的愿望或目的。据说,按照释迦牟尼时在世时制定的规制,僧人在应赴施主斋食时,会在施食、行嚫前后咒愿施主,说明斋主设斋的意愿,并希望他们的愿望通过斋僧得到满足。作为对信众斋僧的回报,僧人除咒愿施主外,还会应施主之请进行讲经、说法、授戒,举行开光、安宅、祈吉禳灾、祛病等仪式。在这个意义上,斋既有饭食的含义,又是佛教仪式的别称。斋僧其实就是一场僧人赴应施主设斋供僧之请,为施主咒愿、诵经、授戒等的一系列活动,是以斋僧为基本要素,由僧人主持完成的,以满足信众不同愿望的佛教仪式。

史料价值丰富多元

敦煌遗书中的斋供仪式文本

作为一种文化或思想遗存,敦煌佛教类文献不仅是宗教资料,而且记录下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如果我们转换视角,就会发现其中蕴含着丰富多元的史料价值,可以为解决相关研究领域的难题提供契机。

斋僧存在于佛教传播和信仰的各个地方,并因斋主不同的斋意、不同的经济情况而表现出复杂多样的形态。敦煌遗书中的斋供仪式文本至少包括斋意文、斋戒文、变文、礼忏文、礼赞文和论义文等六大类。

一是关于书籍史的问题。敦煌文献发现以前,诸如对书籍装帧、造纸术和印刷术等问题的讨论,多依据传世文献记载。敦煌佛教文献的面世,则提供了鲜活例证。如中国纸本文献的每一种装帧形制——卷轴装、梵夹装、经折装、蝴蝶装、旋风装、缝缋装和粘页装等,都能在敦煌文献中找到样本,并排列出装帧形态的完整演变过程。如关于龙鳞装的争讼较多,P.2046《汉藏对译字书》等的装帧形态,为故宫藏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原装帧形态是龙鳞装提供了有力支持。而S.5444《金刚经》则是证明龙鳞装向册页装演变过渡的例证。作为印刷术的发明国,我国现存有明确纪年的最早印刷品实物,即敦煌唐咸通九年《金刚般若波罗经》刻本,印刷精美、图文并茂,说明印刷术当时已非常成熟。

斋意文,是陈述施主设斋目的的文字。与僧人在受斋前后要咒愿一样,斋意文用于法会的开头和结尾。完整的斋意文应包括设斋的时间、原因、目的、愿望和法会的具体安排等内容。在实际应用中,完整的斋意文已经烧化,现存敦煌遗书中的斋意文,或者是废弃文本,或者只是斋意文某一部分的范本,形态较为复杂,但可以参照完整的斋意文讨论它们在整个斋意文中的位置。如果能准确把握这部分文献,我们就可以对敦煌遗书中佛教仪式文本的总体形态有清晰的认识。

二是关于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问题。敦煌是丝路重镇,敦煌佛教文献中也保存了各地区和民族间交流的重要素材。如玄奘《大唐西域记》、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这些著作记录下了求法僧的西行路线及当时见闻。而S.393《普化大师游记》记录了印度僧人普化五台山巡礼的经过。

斋戒文。受戒需要有设斋的功德主,受戒仪式属于斋僧仪式之一。除了斋意文外,斋戒文还包括各类戒牒和受戒文。如在家人所受的三皈五戒、八戒、菩萨戒文,出家人的布萨文、受十戒和具足戒文等。其中,受八关斋戒文是保存量最多的斋戒文。

三是关于社会史的问题。敦煌本佛教文献中存有数千条写经题记。这些题记内容纷杂,我们不仅可以借此分析民众对不同经典的认可度,也可以探究敦煌社会历史背景与民众生活状态。如P.3918《佛说金刚坛广大清净陀罗尼经》,系吐蕃占领敦煌初期一位唐朝“破落官”赵彦宾所写,通过题记我们可以对此经的翻译和流传过程、敦煌陷蕃以及当时的社会状态等有直观认识。津艺4532《无常经》乃是敦煌名士翟奉达为其亡母马氏追福的设斋功德经,其后题记反映了当时社会流行的“七七斋”等风俗。P.2086《邑人净通师等写经题记》则显示了佛教同好者组成的“写经社邑”,这与敦煌石窟中的邑人题记可相互印证,有助于我们进行综合研究。

变文。文包括讲经文、变文、讲因缘文等,此前被认为是“俗讲”的底本。但此说不能成立。虽然僧人应赴施主之请时,往往会讲经说法,但讲什么,如何讲,则由僧人根据具体情况随机决定,并不存在专门的通俗的讲经说法的底本。至于在三长月劝俗人施物输财的“俗讲”,与一般讲经的区别,是它的斋意而不是使用的文本。尤其是部分敦煌遗书中的变文,夹杂有明确表述斋意的庄严文,证明它们曾被用于斋供仪式,由于其斋意不是劝人输财,所以不能视为“俗讲”的底本。

在敦煌佛教文献中,还有很多反映僧团和世俗信众日常生活及心态信仰的材料,诸如寺院经济文书、牒状、邈真赞等材料,为我们大致描绘了敦煌僧团的运转形态和社会生活的具体面貌。例如,一些材料可以揭示以下历史事实:在吐蕃占领至归义军时期,敦煌很多僧人居家而不居寺,甚至蓄财养子,为了财产而与家人官司争讼。这种有别于中原僧团形态的现象,是我们考察敦煌僧团在区域社会中作用时必须考虑的因素。又如悟真等僧统的资料显示,吐蕃归义军时期,僧人参政非常活跃,僧官们也会插手各种世俗政务,甚至可以作为地方使节,参与中央政府和周边政权的政治交往。

礼忏文。称佛礼忏是佛教信徒的修持手段之一,因此礼忏文一般属于佛教信众举行修持仪式的文本。但当僧人的称佛礼忏是应施主之请举行,这些文本即因加入了斋意而成为斋供仪式文本。另外,授戒前都需要称佛忏悔,授戒忏悔的礼忏文也是斋供仪式文本。

开拓区域史新领域

礼赞文是僧人举行斋供仪式时用于赞扬佛、法、僧、名山、宗派等的诗词偈颂。与变文、礼忏文相比,礼赞文一般篇幅都不长,但首尾完整,自成体系。在法会实践中,礼赞文的使用较为灵活,可以被随机应用在道场仪式程序中,发挥与其他仪式文本相同的作用。

敦煌佛教文献虽然属于宗教文献,但它们既见证了现世佛教的发展,也反映了世俗社会的演变。目前,对这批文献的研究已经非常多元,但需要承认的是,对佛教文献的研究仍有很大空间。比如经疏的研究,现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资料整理的初步阶段,对各种经疏之间脉络的梳理、各宗文献在敦煌等地区的传承等问题,尚值得进一步深究。就研究现状来说,学界对佛教文献尤其是佛典等的重视程度仍相对较低,这种研究格局也许自敦煌文献的掠取者伯希和以来便已奠定。伯希和曾如此描述他对佛典等文献的态度:“一见‘须菩提’,便目眩神晕”。在掠走文献时,他也是优先选择非佛教典籍与社会文书、未入藏典籍以及非汉语文书等。

论义文。论义又作论议,是通过往复问答以阐明佛教义理的法会仪式程序,主要形式是宾主双方,位列两座,立义问难,在设斋供僧的讲经法会和八关斋大会中出现。敦煌遗书中保存的100余件论义文,且文字详实具体。

伯希和之所以未能充分重视佛典等佛教文献,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认为它们与传世本并无太大不同,即将它们视为“副本”。这种态度一直延续至今,严重阻碍了我们对佛教文献史料价值的深层次发掘。我们需要转换视角,意识到这些文献在当时都是僧团乃至信众日常所用之物,是“活”的书卷,故而不能再将它们简单地视为“副本”,而是要视为“抄本”,充分重视它们对抄写者和使用者的价值。如S.102《梵网经》从内容上看与传世本并无本质不同,但其中保存了大量抄写者校勘的痕迹。又如敦煌文献中有很多只摘抄某经部分内容的“摘抄经”,如羽555《大般涅槃经节抄》,实际上是方便僧人学习所用,摘抄使得他们能够在有限篇幅内掌握精要之处,经济而有效。因此,如果我们将这些文献还原到它们在当时生活中的本来位置,或可重构敦煌区域史的大致面貌。

斋供仪式文本在实际应用中有较大的变数,既可以被单独使用,也可以配合使用,甚至还可能不用于法会。因此,佛教斋供仪式的文本中,只有斋意文是必需的。其他文本是否以及如何出现,要看仪式行持者个人的传承和学识及斋意的需要。

敦煌文献的历史和学术价值是推动其成为国际显学的主要原因。就历史学来说,敦煌佛教文献在深化佛教史研究、拓展书籍史和社会史以及敦煌区域史等研究领域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仍有待于学者持续关注和挖掘。

总之,从斋僧看将敦煌遗书,使看似孤立的文本成为天然的上下文,从而立体地展现古代敦煌佛教仪式的具体形态,不仅为解读敦煌遗书,也为研究中国佛教史提供新的视角。

(本文系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10&ZD08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作者简介

姓名:武绍卫 工作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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